博彩的利和弊
发布日期：2022-03-29 22:00 点击次数：183
博彩有何利弊？要回答这个间题，必须把博彩这种社会现象放进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考察。
它牵涉到经济、文化、法律、道德诸方面，同时还涉及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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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有何利弊？要回答这个间题，必须把博彩这种社会现象放进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考察。
它牵涉到经济、文化、法律、道德诸方面，同时还涉及人性问题。
如前所述，一般而言，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东西方，舆论、观念和法律对于博彩活动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中国历代有关禁赌言论和法令俯拾皆是。
西方的传统观念中也有禁赌倾向，如《圣经》从“贪财是万恶之根”的观念出发，对包括博彩在内的不良习性持基本否定态度。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西方国家也都有过禁赌法令。
因此，古代及中世纪的东西方博彩可以说大都是在非法的及舆论普遍谴责的状态下进行的。
但是，近代以来，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分野。
中国尽管博彩泛滥势头有增无减。
但名义上仍不具合法地位，从清末到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都一再重申严格禁止博彩，违者处罚不怠。
欧美则赌禁渐开，从1748年德国巴登第一个赌场开业，西方诸国合法化的赌场、赌城、赌国纷纷应运而生。
到本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纷纷修改法律，宣布博彩合法化。
连向来保守的英国也于1968年颁布《博彩法》修正案，宣布“公民可适当地、有节制地参加博彩。
”在相当多的西方人观念中，博彩已被排除在非道德及不良行为领域之外。
西方人所著的《越轨社会学》之类的著作，将吸毒、贩毒、卖淫等列入其中，但博彩却不在此列，即是一证。
这些都与中国人对博彩的看法迥异。
近代以来西方对博彩态度的转变，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起了作用。
一是文艺复兴以来。
人文主义思潮对天主教神学禁欲主义的冲击。
主张个性自由，号召人们“按你的意欲而行。
”新教在追逐世俗功利方面不仅以合理、合法赚取博彩的借口同天主教完全厌恶金钱的主张分道扬镶，而且在趋利与行普两极中找到许多接轨和弥合的妙方。
这些都从本质上扭转了人们对博彩观念的基本看法。
在西方，博彩业与慈普业联姻，如美国大西洋赌城在最初允许博彩合法化10年间，就有近10亿美元转入州里的社会福利事业。
这些虽然与新教教义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西方人将博彩业与社会福利业巧妙地予以结合，与新教阐发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博彩作为一种产业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之中。
纵览欧美国家一些大的赌城、赌国，其对博彩的公开鼓励无一不包含着增加国家税收、繁荣地区经济的目的，20世纪的博彩业已俨然成为一种“无烟工业”。
摩纳哥公国以赌立国，赌场是唯一的国营大企业，每年赌业的纯收入在8000万美元以上，人均2700多美元。
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在1931年州政府允许博彩合法化后迅速崛起。
不管如何，通过上述在西方赌禁渐开的原因的剖析和西方人对博彩的态度的阐述，我们对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等条件下博彩的利弊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一，传统观念和经济条件有异，应该怎徉来看待博彩的利弊呢？
一般认为，博彩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危害着社会治安，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公害”。
第一博彩具有极大的腐蚀性。
破坏社会道德风尚。
博彩的思想实质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往往以损人开始害己告终。
它的最大毒害莫过于心理上的腐蚀，赌徒往往被一种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抓住了灵魂而不能自拔，从而失去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
第二，博彩直接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
湖北某邮局职工经常博彩，无人值班，无人送报和接电话，有时加急电报搁置两三天也无人递送。
江西某小学8名教师。
由教导主任带头赌，晚上赌钱，白天睡觉，让学生自习，误人子弟。
第三，博彩导致家庭不和，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久赌无胜家”，博彩非但不能发家致富，反而越赌越穷；赢了再想赢，输了想翻本，结果越赌越输。
越输越赌，已成规律。
为博彩，本来富裕的家赌穷了，本来和睦的家赌垮了。
辽宁某地法院近二年所判离婚案件，因博彩而导致夫妻感情的就达151件，占30%。
第四，博彩诱发其他刑事犯罪和腐败现象。
有的赌徒赌输后在赌场上抢劫、杀人;有的为博彩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有的因赌输了去盗窃，等等。
博彩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
凡事都有正有反。
以博彩形式之一的彩票来说吧，由于发行彩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尽管带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彩票的发行无不仰赖一定比例的有奖回报，正是这一点使彩票带有博彩的色彩)，但在198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开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当时称有奖募捐券）。
截至1993年底，共销售54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18。
3亿元。
几年来，民政部门用这笔钱共新建、改建、扩建社会福利项目3。
4万个，支出13亿元；从1989年开始，每年还向全国残疾人基金会提供三项康复经费200万元，向国家教委提供特殊教育经费300万元。
此外，1988年以来，我国还陆续成功地发行过第十一届亚运会体育基金奖券、第四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奖券、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奖券、第八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奖券等体育彩票。
为这些体育赛事的顺利举办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经国务院批准，在1995-1996年度内，国家体委将发行10亿元的体育彩票，用于支持全国性的体育赛事。
可见，只要管理得当，同时又能趋利避害，把发行彩票的目的限定在为社会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事业筹措资金上，在目前仍有8000万贫困户、500。
万残疾人、500万孤寡老人需要社会的扶持救助和我国的体育设施落后、体育赛事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国家对带有博彩色彩的彩票还是持赞同态度的。
由上观之，只要有科学的制度，先进的严格的操作方法，彩票这种“博彩”还是利多弊少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也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博彩本身有利有弊，就看人们怎样去认识、规范和控制它。
我们可以充分考虑博彩有利的方面。
尽可能地避开博彩有害的方面。
像在我国彩票逐渐公开化、合法化、规范化就是例证。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在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民情和博彩的特性的基础上去探寻我国的合理化治理博彩对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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