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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戏是中国博彩文化现象的主流。

是一个渊源最深、种类特别多、演变最为繁复、流行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系统。

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博彩文化重游戏、重技巧的特点。

在几千年中国博彩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类型较多地继承了古代博戏的传统，又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与政治、经济相结合，不断出新、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气流行，丰富着中国的赊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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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戏是中国博彩文化现象的主流。

是一个渊源最深、种类特别多、演变最为繁复、流行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系统。

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博彩文化重游戏、重技巧的特点。

在几千年中国博彩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类型较多地继承了古代博戏的传统，又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与政治、经济相结合，不断出新、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气流行，丰富着中国的赊博文化。

　　这种类型虽然游戏、博彩并存，但二者很难区分。

并不是说某时期、某朝代重游戏、轻博彩;也不是说某一时期某一伙人重游戏、轻博彩。

而往往是戏、赌混杂，同一伙人，朝戏夜赌、今戏明赌;有些人只戏不贴，有些人只赌不戏;当然也不排除又戏又赌、边戏边赌之人。

情况是很复杂的。

　　另外，中国的博戏部分种类名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约在百种以上，比较常见的也有30余种，说明中国博彩这种畸形社会文化在几千年的社会流变中，其流行速度和变化是惊人的，也证明博彩作为人的一种本能社会活动行为的广泛性、普遍性和人们对博彩的认识、理解和操纵的程度。

　　对于博戏类型，究其源流，别其种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子系统，现分而述之。

　　博棋类，是中国最古老、最传统的博戏，演变至今，仍为社会所包容、使用。

但这里说的博棋，主要是折中国博戏之祖“六博”和它的变种，以及其他与之相类的博戏品种。

博棋的产生源头相传于“尧、舜”，完善于春秋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因其“数术短伐，不足可玩”，而被改造和废弃，以至至今人们认识六博，只能从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中去寻觅或依靠地下挖掘去发现一鳞半爪。

六博湮没后，代之而起的是格五、擂蒲、双陆和打马等几种，盛行时代为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

　　博棋类共同的特点是类似今日之棋赛，一般都由局(棋盘)、棋子和投子(著、琼、般)几种主要道具组成，通过掷投子形成的数字组合来决定行止和行进的步数，凡行进者不限一子，可轮番动用自己六子中的任何一子，以智和巧去“抢道”，围逼对方的棋子，最后以一方“吃掉”或“捉住”对方的最大一枚棋子“袅”或“骁”为胜。

　　这种六博游戏，虽然需要智和巧，但智和巧要受到投子的制约，投子的机遇不好，智和巧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说白了，就是靠运气、凭机遇掷点，然后用智巧行棋。

这种主要靠运气的博彩游戏，反映了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古代人的思维模式的朴拙，这恐怕也是其在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导致湮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格五”是在六博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又称“博塞”。

它与六博的区别在于“投琼曰博，不投琼曰塞”。

即摈弃了六博中以投子决定行棋的侥幸着法，按《汉书吾丘寿王传》中说是“博之类，不用箭，但行袅散”。

　　格五在汉代十分流行，许多人都是行此棋的高手。

如西汉的吾丘寿王就“以善格五”而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侍诏”。

东汉著名的外戚梁冀也是格五的高手。

由于格五己摆脱了侥幸取胜的成分，因此可以说它同六博己开始分野，成为同围棋一样，是凭借智力取胜的一种“雅戏”。

这种格五虽然也可以作为博彩的手段，但是不可能会被所有社会成员所接受，普及面不大。

在汉代主要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中流行。

到魏晋南北朝时，格五同六博一样受到冷落，到唐代只是偶尔有人会玩，但不久就失传了。

这在地下考古挖掘时也得到证实:一些王侯古墓中偶有格五棋的发现，而低级官僚和平民墓葬中从未发现过。

　　以上两种博戏形式，应该说是游戏与博彩共存的。

而发展到后来的“樗蒲”，博彩的成分比重就大了。

　　樗蒲，传说为老子所制。

东汉人马融在《樗蒲赋》中写道:“昔伯阳(即老子)入戎，以斯消忧。

”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也说:“老子入胡作樗蒲。

”这只是个传说。

樗蒲最初出现在社会上，大约是在西汉时期，从马融的《樗蒲赋》中分析，当时只是流行于达官贵人和士大夫中间的一种“雅戏”，其博彩成分不明显。

然而，西晋以后，樗蒲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用于博彩的记载越来越多。

许多著名人物如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宋孝武帝刘峻、周文帝宇文泰等皇帝和许多权臣如桓温、桓玄、袁耽、温娇、颜师伯、韦睿、王献之等都是善于樗蒲的博徒。

月犷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名诗《今夕行》中就有“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澹石输百万”。

这里记载了一个历史典故，出自《晋书》和《南史》，包括东晋末年两位风云人物刘裕和刘毅用樗蒲豪赌的故事。

　　刘裕和刘毅共同打败了篡夺晋朝帝位的桓玄之后，执掌了朝廷大权。

随即，二人开始了明争暗斗。

一天，二人聚集众将在东府“掷樗蒲”大赌，每次输赢达数百万钱。

众人先掷，得的都是“黑犊”，最后剩下刘毅和刘裕。

刘毅先掷，得了一个“雄”，他绕床大笑，说道:“不是不能掷一个‘卢’，我只是不愿这样罢了。

”刘裕听他说大话，很不以为然，用手把五木搓了许久，对刘毅说:“老兄我替你试试看。

”说罢将五木掷出，其中四子俱黑，一子还在跳转不定，刘裕大喝一声，那一子应声而定，恰恰凑成一个“卢”。

刘毅吃了败仗，气得脸色铁青。

　　樗蒲又称蒲戏、五木。

早期的樗蒲都是要行棋的。

其具体赛制，己经失传。

从马融(樗蒲赋》、唐李肇《国史补》、李翱《五木经》、南宋程大昌《演繁露》等书的片断记载来看，其博具有子、马、五木等，博盘上有关、坑、堑等标志。

二人对局，每人执六马，有棋子多枚，用五木投彩，以彩行马和打对方的马并通过关、坑、堑，以决胜负。

这类樗蒲比较复杂，需要排兵布阵、掷般行马，精密计算，见机行事，需要相当的技巧和耗费大量的时间，是官僚士大夫玩的“风流通脱”的“雅趣”，很不适应于博彩。

　　骰子类稍晚于“博棋类”。

　　中国骰子起源较早，形成较晚。

远古时，先民们以动物的“距骨”四面刻画不同色道来占卜、游戏或决定物的归属以解争端。

春秋战国时发展为博戏的投子，这种投子是一种两头尖锐的五面方柱体，五个面分别刻有不同的划痕或钻眼，代表不同的博彩:一画为塞，二画为白，三画为黑，两画交错为五，不刻者为绳。

其中“五”和“白”为贵彩。

　　这种投子不仅是六博棋的一种道具，掷出后以得彩行棋，也是樗蒲、五木博戏的主要道具。

特别是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的五木博戏的“五木”，就是六博“投子”的演进，是直接靠投掷而进行博彩的赌具。

　　三国魏时从天竺国传进的“双陆”棋，才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般子。

因此，有人将六面般子称为“舶来品”是有一定根据的。

　　从三国魏黄初年间出现般子，至今己有1 700多年的历史，形状始终未变。

般子六面，分别划刻16个点数。

如用2枚般子博彩，可以掷得21种彩;用三枚般子可以掷出56种彩，其排列组合几无定律，十分玄妙和诱人，基本上全凭运气。

所以，大家以为这是最公正的，是“天意”，是各种赌具中最易行、最便捷的决定胜负的道具。

加之人们运用智慧、联想，将某些组合点数冠以名称，分出贵贱，则更幻妙无穷。

于是，盛唐以后，般子直接博戏便成为博彩的一种主要类型。

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在杂剧《谢天香》中有首语意双关的

　　一片寒微骨，翻作面面心。

　　自从遭点染，抛掷到如今。

　　的确，自从般子问世以来，被人一抛一掷，用以博彩，不知给人们带来多少欢乐和苦恼，喜悦与悲伤!在中国的博彩文化中，般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大部分博戏都是“恳于投”。

也就是说靠掷殷子来决定胜负输赢。

　　般子有许多别名，如浮图、浑花、穴骼、撤家、惺惺21、挫角媒人等十余种。

这些名称，或从其形态，或取意于用途，有的则包含了一个典故。

如“惺惺21”，是因为殷子每两个相对而上之点数为7，六而合为21点;两个般子所掷出的彩经过排列组合也是21彩。

惺惺者，相惜之意，以同命运的知己称之，包含了博徒和股子戏的爱好者们对般子的“深情”。

　　唐人掷般子博彩之风甚盛。

李白诗云:“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形容的便是掷般子聚赌。

庸代的般子戏沿用樗蒲说法，称为“投琼”或“彩战”。

所谓彩战，来源于樗子上的赤、黑二色，即“以般为战”的意思。

据文献记载，以樗子博彩在唐代是由宫廷流向社会的。

唐玄宗李隆基常与宫中妃殡宫娥投作乐，甚至豪赌达旦。

由此还出现了皇帝为殷子“赐排”的故事。

据清赵翼《陕余丛考》卷三三云:

　　今骰子于“四”上加红，亦有所本。

《言鲭》:唐时投琼，惟“么”一点加红，余五子皆黑色。

明皇与杨妃彩战，将北，惟“四”可解。

有一子旋转未定，连叱之，果成“四”。

上悦，顾高力士令赐绊，遂相沿至今云。

　　宋元至明清，掷般子成为各种赌场中最常见的形式。

《水浒传》第一百零四回写道:台下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般赌钱那些掷殷的，在那里呼么喝六，孩贞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

民间岁时节令，人们常聚博为乐，掷般子成了民间博彩的常见方式之一。

宋人范成大诗云:“酒沪先叠鼓，灯市早投琼。

”陆游也有诗云:“呼卢院落争新岁。

”注云:“乡俗岁夕聚赌，谓之试年庚。

”

　　早期的般子博戏，一般用两只骰子。

唐中期以后，广泛流行掷六枚般子赌胜。

这种习尚，一直流行到北宋年间。

《宋史张昭远传》中有“一掷六齿皆赤”的记载。

一般六面，多只殷子的点数可以组成难以计数的排列组合形式，于是，形成了名目繁多的“般子格”，为般子博彩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增加了这种博彩类型的神秘感和吸引力。

　　般子格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同色”(又称同花)为贵，驳杂为贱:在同色中，又以红色为贵。

《除红谱》上说，四枚四点称为“满园春”，又叫“堂印”，为最高之彩;其次为四枚么，称“满盘星”。

以下为四枚六，称“混江龙”;四枚三，称“雁行儿”等。

杂色的彩，也以多枚红色为贵。

　　这些计算输赢的方法比较繁琐，清代至民国期间流行的掷般博彩比较简要，主要有“赶老羊”、“掷挖窖”、“掷骨牌”等。

　　赶老羊又叫“掷老羊”，用六枚骰子，每人可掷若干次，直至出现其中三枚点数相同，然后计算其余三子点数之和的大小以决胜负。

　　掷挖窖与赶老羊大致相同，也用六枚般子，只是决定胜负的是三枚同色的般子，贵贱顺序为六、四、么、三、五、二。

如果掷出四同色、五同色甚至全同色，则更胜一筹。

　　掷骨牌是借用“牌九”规则的赌法。

其法可用二至六枚骰子，但不用三枚。

如用六枚，须将其中四枚掷成一色，其余两枚便凑成一张骨牌花色，如两枚六是一张“天牌”，两枚么是一张“地牌”等等。

博徒们以骨牌的贵贱比大小、论输赢。